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波瀾壯闊。其中，工業投資是工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對工業實力和競爭力提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集中力量、自力更生，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加快工業化進程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后，以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動力，工業投資的規模、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力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我國工業投資的結構亦進一步優化，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撐作用不斷加強。

　　工業投資發展的態勢

　　近年來，受外需疲軟、國內重化工業進程趨緩、新一輪產能過剩等影響，工業投資增速下滑。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穩投資政策，在增加當期國內總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合理有效投資，著力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總體上看，我國支持工業投資向好的積極因素持續積累，政策效果逐漸顯現。

　　工業投資企穩回升。近年來，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下行的情況下，工業投資、制造業投資等呈明顯回升態勢。究其原因，一是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二是去產能工作有效推進，結合需求因素改善企業盈利水平；三是降本增效強化企業轉型動力；四是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

　　工業投資結構持續優化。用于改善產品結構、推動結構優化升級、促進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等方面的技改投資，在工業投資中所占比重繼續上升。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等結構調整帶來的成效逐步顯現，新動能對工業經濟的支撐作用不斷加大。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速均高于全部工業的平均水平。同時，產能利用率有所提高。2019年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4%，工業整體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提高。

　　工業投資的區域分化凸顯。2013年至2018年，東中部占全國工業投資的比重由66.1%升至76.1%，東北地區則由11.9%降至5.1%。其原因有三：一是當前地區間創新要素集聚以及創新能力差異對工業投資的影響趨于顯著；二是營商環境對工業投資造成一定影響；三是已有產業結構的牽制也加劇了投資的分化。

　　工業投資的體制政策環境進一步改善。近年來，我國在融資、稅負、營商環境、市場準入等諸多領域相繼推出一大批政策，扶持企業投資與發展。這些實質性的改革舉措給企業和社會投資者帶來了更多便利。

　　工業投資持續優化面臨挑戰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勢減弱，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我國經濟領域的結構性矛盾也較為突出。具體到工業領域來看，我們加快推動工業轉型升級仍需要適度的投資強度，同時也需著力解決當前工業投資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是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長期以來，我國企業普遍重生產、輕研究開發，重引進輕消化吸收，重模仿輕創新，導致技術創新水平較低，許多企業停留在跟進模仿階段，多限于仿制或低水平開發，自主創新能力明顯不足。特別是中小企業集中的行業，大部分企業自身研發能力薄弱、技術改造較為困難。與此同時，產業共性技術支撐體系遠不能滿足企業轉型升級對共性技術的巨大需求。

　　二是我國企業投資能力有待提升。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企業投資能力的不足，這些不足往往表現為：在經濟上行期出現投資沖動，進行大量跨界投資和過度擴張，而在下行期則會因草率投資而拖累企業。因此，對市場微觀主體來說，以往依賴勞動力和資源投入的粗放發展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轉向依靠技術和創新的集約發展。這種轉變對企業戰略選擇、治理結構、規范管理等形成了巨大挑戰。

　　三是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相對滯后。由于資金、土地、技術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相對滯后，生產要素流動不暢、配置也不合理，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市場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發揮。以金融為例，以價格形成為主要形式的市場運行動力生成機制不健全，特別是縱向信號傳導渠道的斷裂，導致投融資信號失真、運行功能紊亂、運行機制失靈，造成一部分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以上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主體對工業領域的投資意愿，投資能力上的不足也使一些投資質量不高，沒有起到推動工業高質量發展應有的作用。

　　優化工業投資的幾個著力點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優化工業投資的關鍵，在于緊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解決好投資主體最關心的問題，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激發投資活力與潛力，以高質量、高效率的投資推動工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讓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功能在更大程度上引導、激勵投資的優化與升級。2018年，民間投資已占到我國工業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的80%和87%，投資主體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對此，需更好調整和理順土地、能源、礦產資源等的價格關系，建立以市場定價為主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依靠市場機制促進和優化工業投資的制度基礎。

　　第二，加大金融對工業企業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根本路徑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實體經濟需求加快金融創新，通過精準解析客戶需求、創新融資產品和服務手段、降低隱性交易成本和風險，提高融資效率；要建立完善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發展產業鏈融資、商業圈融資和企業群融資，開辦商業保理、金融租賃和定向信托等融資服務，提升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要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發展多層次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

　　第三，切實改善投資環境。一方面，需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制約民間投資的各種障礙，構建有利于民間投資增長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引導企業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獲利，真正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另一方面，需適當拓寬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推進商業標識等立法進程，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提高侵權代價，有效遏制侵權行為。與此同時，還需著力規制不正當競爭行為。

　　第四，加快建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做好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的統籌規劃，通過編制關鍵共性技術目錄，建立相關項目計劃，形成共性技術布局，集中資金、人才、設施等資源開展協同創新，堅持市場化主體運作以提高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加強產業共性技術創新組織建設，開展行業前沿基礎性技術的研發與儲備，突破制約行業發展的共性和關鍵技術，促進行業新型通用技術的轉移擴散和首次商業化應用，做好行業共性技術輸出和人才培養。加快搭建區域共性技術服務平臺，提高中小企業的整體創新效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融合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