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學宣布成立政治經濟研究院，這是上海交大為研究國內政治經濟發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庫和理論創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聯合新華網思客推出“政經縱橫”系列訪談欄目，就我國社會發展、經濟增長以及專業人才培養問題對專家進行采訪。

　　本期受訪嘉賓為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問：您“解釋中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中文版已經在國內出版了，您的寫作初衷和“解釋中國三部曲”的定位分別是什么？

　　鄭永年：“解釋中國三部曲”的創作起因，是源于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工作學習期間的感受。在那個時候，我發現西方人總是“看不清”中國，當然可能是文化、文明、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因素。不過，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自己沒有解釋好中國，解釋中國不是西方人的責任，而是中國學者的責任。

　　為什么我們的學者總是解釋不好中國？我始終感覺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中國的命題，寫文章的起點還是西方命題，只是用中國的證據去進行論證。確立中國的社會科學，首先是要找到中國的命題，如果連中國的命題都沒找到，只是說用我們的材料去證明西方的命題，那就是本末倒置。中國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宏觀上本身就是空白，也缺乏中觀理論，80年代后我們就直接開始了微觀研究，這就導致很多學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我是學政治的，有責任做這個事。所以，“解釋中國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闡述中國共產黨，解釋中國共產黨是什么。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最重要的，如果解釋不了共產黨，就解釋不了中國所有的一切。

　　我的第二個重點是政治經濟學，如果僅僅是講共產黨，還是解釋不清中國問題。因為，西方整個社會科學體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經濟學，不解釋政治經濟學，也很難解釋共產黨跟政治經濟體系之間的關系。共產黨在塑造政治經濟體系方面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同時，政治經濟體系也和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過程形成互動。所以，中國如果要建設社會科學文化，還是要把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建立起來，我覺得這是核心。

　　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要想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看清楚，不僅要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圍內去看，還要放進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看。我的這本書就是從漢朝開始寫的，我從漢朝就看到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影子，《管子》和《鹽鐵論》是我最喜歡的兩部書。我發現，中國從漢朝到現在都是“三層資本”，即頂端的國有資本、基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限度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所以，我認為現代的很多東西都是從那時候起源的。

　　問：您曾經用“制內市場”的概念來總結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模式，能否請您解釋一下什么是“制內市場”？

　　鄭永年：制內市場說簡單點就是存在于一套制度體系之內的市場，這套制度體系也主導著市場的行為。《管子》這本書，就認為經濟管理、經濟發展本身就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一直是這樣，基本沒有變化，即政府發展經濟、管理經濟，這是政府內在的責任。我覺得中國在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好。

　　在計劃經濟時代，整個西方都在圍堵、孤立中國，那時我們改變發展策略，成功應付了一系列的危機。我們要看到，從那以后，中國不僅解決了挨餓的問題，還逐步發展成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長三角、珠三角甚至超過了2萬美元。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過去的40多年的時間里，有8億人脫貧，在過去的8年時間里，有近1億人脫貧，這些都是政府發揮的作用。

　　問：我們在學政治經濟理論的時候經常聽到“發展型國家”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也是在強調國家和市場的合作關系。如果把它和“制內市場”的概念做一個比較，您認為兩者有什么區別？

　　鄭永年：“發展型國家”的概念主要是由查默斯·約翰遜提出來的，他從政府層面，研究日本以前的通商產業省是如何通過推行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但其最后討論的問題只是政府在資本市場中扮演何種角色。

　　相比而言，“制內市場”研究領域更廣，可以解釋更多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在中國的案例上。在中國的“制內市場”，有些領域是國家占主導地位，有些領域是民間資本占主導地位，可以說政府跟民營企業是一個分工合作的關系。所以，用“制內市場”能解釋的東西比“發展型國家”多得多。

　　問：如果說“制內市場”的概念是對過去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概括。那您認為，如果國際格局發生變化，“制內市場”的發展模式會不會遇到阻礙，該怎樣調整？

　　鄭永年：“制定市場”不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才有的，其實中國兩千多年以來都是這個發展思路。我們每發展到一個階段，市場和資本都在不斷變化，這里面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間。

　　例如國有企業改革，如果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樣的。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倡學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我就提出疑義，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很小，它政府的資本就像一個投資公司，哪里賺錢就流向哪里。如果中國也這樣做，那就不對了。我們國家掌握著大量資本，如果走新加坡模式的話，就變成儒家所說的與民爭利了，可能會扼殺很多中小型民營企業。

　　所以，國有資本運營邏輯跟民營資本運營邏輯是不一樣的，有些領域我覺得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企業為輔，有些領域就要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為輔，這樣可能比較好。

　　那怎么去實現良性競爭，這個就可以學習“淡馬錫模式”。比如，在國有企業主導的領域，可以引入多個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之間形成競爭關系；在民營企業主導的領域，也可以引入多個民營企業相互競爭，這樣才能進步。并且，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之間是不存在競爭關系的，只有國有企業之間或者民營企業之間，才可以講競爭對手。

　　面向未來，我覺得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國家安全等領域，國有企業應當占主導地位，但更多的競爭性領域、民生經濟領域應當是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這個非常重要。

　　問: 您剛才也提到了您的第三本書，能不能再簡單預告一下第三本書的內容？

　　鄭永年：第三本書我暫定的書名叫《文明與政治》，副標題是中國的政體研究，研究主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

　　在這本書里，我把西方稱之為外部多元主義，不同的政黨在外部進行競爭。中國則稱之為內部多元主義，我們只有一個政治主體，但它是開放的，不同的利益群體都可以參與進來，共同協商，并找到屬于自己的空間。

　　并且，在書里我還講到了西方的三權分立。其實，中國在歷史上也是三權分工合作的。西方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中國從漢朝建立體制開始，分為決策權、執行權、監察權，這個體制從漢朝到晚清，存在了兩千多年。

　　沒有間斷過的文明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中國在有些方面借鑒傳統，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做法。并且，中國借鑒傳統不是簡單地回歸，而是創造性地回歸。有時候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反而能把今天的一些現象看得更清楚。所以，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編輯：吳一航）